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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傚伯:中国文化下的公益环境改变不易

 时间:2017-12-21 14:33:14 来源: 《中国慈善家》 编辑:管理员 下载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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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傚伯(Michael Kropp) 德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MISEREOR)驻华联络处主任

  更关注目标群体而非机构

  《中国慈善家》:德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主要关注哪些项目?它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南傚伯:德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关注的项目包括社会服务、卫生、教育、农业等方面,最主要是关注扶贫。德国米苏尔总部是1958年建立的,我们的宗旨是消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导致困苦和贫困的根源。

  现在的米苏尔已经不是一个小机构了,我们与德国政府合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与德国政府签署了一个协议,德国政府每年拨给我们近1亿欧元的资助,我们每年自己的筹款也会有5000万欧元左右,另外,欧盟每年也会拨给我们一部分资金。这三部分资金是我们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资金的主要来源。我们在全世界每年资助的项目大概是1200-1300个,覆盖80多个国家。

  虽然德国政府每年给我们1亿欧元,但我们在每年的总结讨论会上,依然会给德国政府提出意见与建议,有时候甚至会批评他们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政府也会采纳我们的建议,对批评也会接受,实际上他们还很佩服我们的工作。

  《中国慈善家》:你在德国米苏尔社会发展基金会驻华办公室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南傚伯:1995年我进入德国米苏尔,在德国总部工作,负责米苏尔在中国、韩国、蒙古、朝鲜这四个国家的项目。后来我觉得在德国的办公桌前管理这些项目,太没意思了。2000年,我们在中国建立了米苏尔驻华办公室。2010年,米苏尔驻华办公室的负责人离任,我决定离开总部到中国来工作。因为我上世纪80年代来过中国,在南京大学学的中国近代历史,还有研究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所以对中国感情很深厚。我的中文名字是南傚伯,南就是南京的南,伯这个名字是因为我研究过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很喜欢他,所以取了伯这个名字。

  我现在做的工作有一点像“翻译”,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起到连接的作用。德国人有时候会说为什么那个(项目)中国人没做过呢?我们会跟他们解释,把中国的情况“翻译”给他们,是文化、政策等等方面的翻译。同样,我们也会把欧洲的一些情况“翻译”给中国。

  《中国慈善家》:作为外国人,你怎么适应中国文化下的公益环境?

  南傚伯:其实有些地方可能是文化差异,很难改变。比如一个中国知名的基金会资助一个小机构发起的项目,大多数人都会去关注这个知名的基金会,被它的名气吸引走目光,而不会去关注这个小机构所做的事情。我们没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会尽可能低调,把自己的名字放在项目的后面,因为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项目的目标群体,是项目要帮助的人,其次才会去关注那个基金会。

  还有一个例子,我记得在青岛参加过一个关于帮助盲人项目的会议,是国内一家知名大学还有青岛的一个机构一起主办的。会议最后我应邀发言,我的发言是从非常感谢我们的盲人朋友开始的。因为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项目都是为了盲人,或者为了盲人学校的老师,所以应该感谢他们。但是在座的中国人发言都是从感谢领导开始的,我想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异。

  还有一点,中国很多地方还存在着“人情社会”。我们米苏尔上世纪60年代跟德国政府签署的协议,持续到现在,50多年了。哪怕是政府不喜欢米苏尔现任的负责人,政府也依然会继续拨款给米苏尔基金会,事情和人是分开的。但是有很多情况下中国就不一样,今年政府支持你的机构,明年领导换届,新的领导更喜欢另外一家机构,你就不会得到持续稳定的支持。但这不是政府的问题,这是文化的问题。

  以“提意见”的方式合作

  《中国慈善家》:米苏尔在中国选择项目资助时,有什么标准吗?

  南傚伯:实际上我们选择项目的标准并不高,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项目要求。但我们最大的原则是不干涉合作方对项目的具体操作。可能在中国,很多基金会在资助项目的同时也会提出很多的要求,这也算是我们与中国的一个区别,但这应该不算问题,只是一种工作方法差异。

  《中国慈善家》:那么在工作中你们怎么跟进项目,不担心把这个钱给到对方后,他们会做其他无关的事情吗?

  南傚伯:我们还是会监测项目进展的。我在米苏尔这20多年里,我们一年做大概37个项目,这么多年算下来做了快1000个项目,这其中只有两三例乱花钱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医学培训方面的项目,我们资助的是关于提高人员技能的支持,但是他们却盖了一个房子去做培训。有了房子会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水、电、房子的管理等等,而他们在这方面缺乏有管理能力的人,虽然盖房子也是为了做培训用,但是目标完全改变了。他们并没有将这笔钱私藏,不是贪污腐败,但是这个和他当时申请款项时的描述有差别。1000个项目中有几个差一点的项目,这个比例是可以接受的,没关系的。

  《中国慈善家》:你们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南傚伯:首先,一个项目提出来后,要先向米苏尔总部递送申请书,得到批准以后,我们从总部拨款给中国的合作对象。但并不是一次性拨款,我们批准的可能是10万欧元,但是我们并不是把这10万欧元全部给到合作伙伴,我们按照他的申请计划,先拨付一部分资金。大概三个月或者半年以后,他需要写一个进度报告还有一个财务报告给我们。我们检查这些报告,然后还要去实地考察。如果我们觉得可能花得太多,或者花得太少,或者项目还没有那么顺利,我们跟他谈,怎么改进。如果改进了,才可以申请后续的资金。

  《中国慈善家》:所以你们的“监测”是指提意见?这个提意见是什么样的方式?

  南傚伯:对的。比如这样一个项目,在一个村子里,老人和留守儿童生活艰难,一个机构想在这里建一所养老院。实际上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如果在农村盖一个养老院,盖完了谁管理?管理的能力应该考虑一下。还有费用,包括电、水、工资呀。很多机构都没有一个精细的财务计划,所以我们还是会提意见。如果没有有效、可持续的资金运转,可能半年以后,进行不下去了,房子荒废了。

  精准的财务计划很重要,中国人很爱讲一个词叫“差不多”,总和我说差不多,差不多是差多少?经过几次以后我才理解,差不多其实就是还没谱呢。这个词我真的不太能接受,可能我们德国人还是太认真。

  思考的能力很重要

  《中国慈善家》:在谈论的这两个例子中你都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公益领域人员的能力比较欠缺。中国公益行业目前的情况是热情度很高,但是人才较为缺失,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南傚伯:真的是这样。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目标更注重在软能力方面,培养人才,让中国公益领域的人“开眼看世界”,到世界其他地方看看,学习技能才是根本。

  去年一月份,我们支持了一个欧盟的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安排五六个中国的基金会负责人和公益界人士,到我们米苏尔德国总部交流学习。米苏尔是1958年建立的,在这方面经验还算比较丰富,他们在米苏尔学习大概四五天,学习之后又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缅甸,去实地看一下我们的项目是怎么管理的,怎么运行的。

  《中国慈善家》: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些问题甚至要追溯到最初的教育上。

  南傚伯:对的,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思考,这个可能在中国还有所欠缺。有很多机构找到我们,问我们提供哪些领域的支持,我就会反问他们,“你需要什么?”当他自己开始思考,就会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如果我说我们做农业,他可能什么也不想,为了得到这笔资金,就说我要申请农业方面的项目。

  在中国,你背诵教科书上的想法,你能得100分,如果在德国,你按照书本上的想法去做,你得的是0分。因为德国的老师说,“我不想听,我不想听书本上的想法,我想知道你的想法,你的想法非常重要。” 如果一个中国孩子上课跟老师吵架,说“你是老师,但我不同意你的想法”,老师很可能就会给他的父母打电话,训斥他们说,“你怎么教育你的孩子的?”父母回家可能就会把小孩教训一顿,第二天孩子非常乖,他一句话都不敢说了。这跟我们的教育方式不一样。

  《中国慈善家》:素质教育上有些缺失,精力都放在了经济发展上。

  南傚伯:现在中国人压力真的好大,一切都是围绕钱钱钱,你看现在在北京,如果一个男人他没有房子,没有车,他不能找对象呀。这个压力不是政府给的,这是老百姓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都是为了钱。这实际上是没道理的,因为我爱一个人,跟物质方面实际上没有关系。但是这里先谈钱,然后谈爱。

  《中国慈善家》:人才的培养、文化上的改变需要时间,你觉得在中国的公益环境中,当下能够改变的是什么?

  南傚伯:按照法律走。你看中国的法律,单说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就很多,比其他的国家还要好,但落实呢?这是个问题。

  还有一个规范的问题。现在中国的一些机构并没有太多的资金,所以它们做社会企业,这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态度呢,还是一个企业的态度呢?

  我之前了解过一件事,某个公益组织在八达岭做活动,以公益的名义收钱,参加的孩子必须要付费才可以。但那个费用普通家庭的孩子很可能负担不起,就变成了一个盈利的活动。他们考虑怎么赚钱,我觉得赚钱没关系,但是这部分盈利,你怎么用?是用于提供自己员工的开支,还是自己的建设,或者是拿这笔钱去资助别人,再或者投资出去?

  现在在中国,有一些公益机构,他们觉得可以借一些项目的名义申请国外基金会的钱,有的国际机构不是很了解中国的情况,还是批准了这些项目。但是这些项目中,实际上有一部分资金都被这些机构用来提高自己的待遇、自己的福利,而不是去做项目。所以申请来的钱,到底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需要规范。

  另外要有公共责任意识,不能太自私。就像环境问题,不能为了钱去污染环境,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

  《中国慈善家》:你在中国的这些年里,从你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公益发展得如何?有哪些项目你印象比较深刻?

  南傚伯:中国的扶贫减贫项目就非常成功。我记得大概20年前,按照国际标准,收入每天低于一美元的,中国大概有5亿人左右。但是现在你看,每天2美金以下收入的,在中国大概有5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0%。所以中国20年之内发展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不一定所有项目都是自力更生,有时候是政府投资的,比如说修桥、铺路、建设高铁,也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所以按照这样的需求,中国在扶贫项目、脱贫项目方面,还是很成功的。

  《中国慈善家》:在中国做公益的时候,你们和政府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南傚伯:我们和项目所在地政府的关系实际上是合作的关系,而且很融洽。我们之前做过一个河北的水利项目,那个地方没有水,大家考虑挖井。当地的水利局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部分钱,所以那个项目最后就是当地政府、当地的组织还有我们,三方共同完成的。

  《中国慈善家》:对中国公益未来的发展,你怎么看?

  南傚伯:以上的这几个问题解决了,我个人认为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很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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