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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供给侧改革与社会组织无关乎?
日期:2018-5-19 6:05:39 来源:《中国慈善家》 作者:管理员 点击:0 
 
 

徐永光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概念一经推出,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即认为:“在中国,几乎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在中国的环境中,供给侧改革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在社会组织部门,对于供给侧改革,也鲜有人知晓。那么,这一改革与社会组织的发展有怎样的关联?将对其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了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

徐永光拿出2014年6月他发表于本刊的《公益市场有效供给18招》一文称,其实早在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已经提出,要建立“惠而不费”的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克强总理讲,政府办事不建机构,不养人,要扩大购买服务,让社会来做。”

2014年4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形成“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满足新增需求” 的共识。徐永光说,是时他了解到国内刚兴起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提出的“制度的改革和优化,能使总供给能力大幅度提升”观点,判断中央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的思路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相吻合,于是经过思考研究,写成《公益市场有效供给18招》。

在文章中,徐永光细细列出“增加中国公益市场有效供给的十八般招数”,包括直接登记、税收开闸、民非破局、社会企业、公益信托、公募改革、私募转型和慈善立法等等。

附:徐永光文章中提到的十八招罗列如下:

《公益市场有效供给18招》

直接登记,突破瓶颈;税收开闸,财源滚滚;

政府采购,惠而不费;彩票公益,用之于民;

民非破局,吸万亿金;事业改革,民间新军;

社会企业,大有可为;公益信托,厚积善银;

公募改革,合作共赢;私募转型,力拨千斤;

社区富矿,正待挖掘;微善互联,无网不胜;

市场细分,提升效能;行业自律,门庭自清;

人力投资,一本万利;管好善财,止损为盈;

慈善立法,公私分野;文化重建,大道无形。

时隔一年半,徐永光再次指出,公益市场的有效供给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思想,通过供给侧改革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组织大有可为。

在采访中,他还就社会组织的向下、落地发展;政社合作的重要利好机会;公益部门与GDP创等话题作了详细阐释。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中国慈善家》:政社合作推动社会组织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但这条路具体怎么走,很多人并不清楚。你有怎样的建议?

徐永光:民间公益慈善、社会组织发展应该往下走。现在很多资源在东部地区,在大城市,但是在二、三线城市,社会组织发展还非常弱。

先讲一个故事。去年年初我收到中国农业大学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的信,他当时辞掉了学校里的一切职务,只保留教授一个身份,到云南勐腊县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他认为,目前公益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在一些贫困县几乎没有真正的社会组织,所以他希望到勐腊那样一个地方去登记一个机构-----“小云助贫中心”,从小的项目做起,直接瞄准贫困人群,插入政府和市场的空隙,在基层倡导公益价值,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最开始,李小云希望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在县里扎下根。结果他发现,当地各方面领导都用怀疑的眼光看他,说他是骗子,认为一个农业大学的教授不可能到小地方来做不可思议的事情。尽管最后他的身份得到确认,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他,根本就不理他。

尽管用尽各种办法,“小云助贫中心”花三个月时间也没有登记下来,最终李晓云只好通过在民政部工作的一个学生,事情才办成。现在,他在那里做得很好,有很多志愿者加入进来,他觉得那个地方还可以有更多活力被激发出来。

这件事给我一个启发,在县一级,在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一个空降部队要落地做社会组织,成本太高。

还有一个事例让我受到启发,就是雅安地震发生后,政府群团在党政机关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群团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地震时期这个服务中心在协调民间和政府的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南都基金会后来一直和他们有合作。

我想,如果这种模式不断往下移,不光在省一级,到市一级,县一级,从上往下来,政府系统和民间的力量、基金会和其他NGO合作,就有一个信任背书,落地成本可以节省90%,而且符合各方面的利益。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

《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政社合作能够带来怎样的利好?

徐永光: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群团组织开展活动要以群众为中心,让群众当主角,不能让群众当配角和观众”。这句话既指出了方向,也提出了方法。

另外,习总书记提出,要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最近又出来一个热词叫“供给侧改革”。这是习总书记去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提出来的,他指出,要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周后,也就是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也强调,要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侧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在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方面,政府和民间组织大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只是,两者角色不一样,一些具体诉求有差异,行为模式也不一样。但是,恰恰是这种方向的一致和角色的差异性,给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双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扬长避短。

《中国慈善家》:怎么理解“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

徐永光:国内有一个“新供给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是财政部研究所前所长贾康。他认为供给侧改革和凯恩斯主义短期需求刺激的模式是相对立的。

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时采取凯恩斯主义经济模式,2008年金融海啸后各国加大需求投入,走的也是凯恩斯主义道路。而供给侧模式来自里根经济学,也就是要扩大供给。

供给侧改革要做什么?贾康提出,要构建一个制度环境,用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来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创业、创造潜能,构建和塑造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慈善家》:去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给中小企业松绑;中央关于“经济新常态”的思路,就是要调结构、稳增长,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这是实现“供给侧改革”的具体路径吗?

徐永光:就供给侧改革,《经济日报》有一篇评论说得很清楚,它指出,“政府把该管的事情管好,不该管的事情放权给市场和社会,要通过为市场为社会主体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提供更好的服务,利用市场和社会机制完善资源配制,形成政府购买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机制,构建多元化、社会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事实上,中央在提出供给侧改革之前,就有了经济新常态的部署,出台了大量政策来激活中小企业,支持社会投资,推动和支持教育、医疗、养老这些领域的发展。

早在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已经提出,要建立“惠而不费”公共发展新机制。克强总理讲,政府办事不建机构,不养人,要扩大购买服务,让社会来做,做到“惠而不费”。后来一查,这话是孔子讲的,《论语》里面有这么一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就是说借人民能够得利的事情而使他们能够获利,这不就是给人以恩惠自己却不需什么耗费吗?

2014年4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形成“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满足新增需求” 的共识,指出要通过制度的改革和优化,使总供给能力大幅度提升。

《中国慈善家》:供给侧改革提出的具体背景是什么?

徐永光:政府面临两个压力:一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存在供给严重不足,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问题。教育、医疗、养老领域最突出。以养老为例,据老龄委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养老产业需求是100,市场供给只有10。中国养老专业护理员的市场需求是1000万人,而现在合格的只有30万。

养老市场搞成这样,政府负有直接责任。公立养老院在搞乱养老产业市场。国家自己办养老院是可以的,它应该做养老的托底服务,为弱势群体买单,但是现在政府养老机构完全错位了,没有权没有钱的进不来。这种错位还包括进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搞得许多民办、民非养老机构难以为继。

还有一个压力就是经济下行。现在,一边经济下行,一边还得关闭制造雾霾的工厂。这是非常矛盾的。怎么办?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满足社会需求,增加绿色GDP,扩大就业。

《中国慈善家》:2014年以来政策制度层面的变化非常大,仅就开放养老市场、吸引投资,中央十部委就联合下发了十多个文件。就你的观察,关于养老投资开放到什么程度?

徐永光:中央已经了解到发展民办养老需要有民非的方式,但民非资产要“充公”,吸引不了投资。对民非制度,我一直讲“五不”:投资人无任何财产权,不能分红,不能向银行贷款,不能办分支机构,也不免税。 “五不”政策导致了四宗罪:第一是关门打狗,投资来了以后充公;第二是逼良为娼,私人投资都在做假帐,实际个个赚钱;第三个是遏制投资;第四是寻租天堂。

这四宗罪我批了好几年,现在这个困境终于打开了。民非办养老机构现在可以怎么办呢?你用私人投资来做养老机构,可以一个人注册两个机构——一个民非,一个企业。民非可以是轻资产,几万块钱,最多三十万块钱就可以注册下来。企业重资产,买地、盖楼、用人可以由企业来;然后两个法人机构进行关联交易,以市场的公允价格,向民非租赁和借贷。民非向你交租赁费,借贷按照银行三倍以内的利息都是可以的。

这是政府文件规定的,你可以一手托两家,搞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是文件里写的,但是你要接受监督。政府知道企业办养老给太多的优惠政策不方便,民非资产归公也做不大,那你就一手托两家,双轮驱动,既可以得到政府扶持,又能吸引社会投资,这样就能把养老发展起来。

中国政府非常务实,也很创新,这两方面都比我们非营利部门强。非营利公益部门总是受到社会的道德绑架,自己也以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我是做好事,用道德自慰原谅自己的低效率。这几个“道德大棒”对这个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

《中国慈善家》:我们关注到,你一直在强调公益部门的经济贡献,强调公益市场要提供有效供给,这样的观点来源于什么?

徐永光:前年我和“新供给经济学派”的一些学者有过一些交流,很受启发,写了一篇《公益市场有效供给十八招》。公益市场的有效供给完全符合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思想,通过供给侧改革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组织大有可为。

实际上在很多国家,非营利部门、公益慈善部门都被看成是一个经济部门,在经济结构中属于服务业,份额很重。美国非营利部门的经济份额在GDP中占10%以上(还不包括30万家教会在内),同时也几乎提供了10%的就业岗位。

香港更厉害,因为香港90%的中小学是社团办学,公立学校只占4%。香港社会部门创造的GDP,讲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香港赛马会是慈善机构,全称为“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一年的收入大约是1500亿左右,其中82%用于返奖,14%交税。前年,马会给香港政府交了200亿的税,占香港总税收的9%,还捐了32亿给慈善机构,管理费大概在2%-3%。

我打算写一篇《香港马会好榜样》的文章。中国有两亿彩民,主要是农民工,每年投入3000多亿,35%提取为彩票公益金,每年贡献彩票公益金1000多亿(超过了全国捐款总额)。最近对彩票公益使用的审计报告说,其中25%使用有问题,不知道花哪里去了。彩票公益金本来是要用于支持公益的,最后主要是政府拿去花了,还有那么多违规,所以要向香港马会学习。

公益市场有效供给18招

《中国慈善家》:中国非营利部门能够创造多少经济份额?民政部的统计公报认为非营利部门没产生多少GDP,历年来的统计是千分之一,而且在服务业中的比重逐年缩水,2014年比2007年还要低将近四分之一。你怎么看?

徐永光:对这个数据,我质疑了好几年。前年,我干脆自己计算,算出来占GDP的比重最少是千分之七。去年,民政部公布的统计结果还是千分之一,没办法,南都基金会请上海交大作了一个研究,出来的数据也是千分之七。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研讨会,请《财新》记者正式和民政部对话。

根据民政部统计,2013年有600多万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但是整个社会组织创造的GDP才500多亿,人均8000多点。整个服务业人均创造的增加值是8万,怎么到社会组织,才是服务行业的十分之一?我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平均工资标准,算出来光这一项就达到3000亿。

在对话中,记者问民政部官员,官员的回答是,社会组织600多万就业人员中大部分是不拿工资的,所以没有产生GDP。还有,民政部出版的年鉴统计称,前年216家中央级基金会支出130多亿元,创造的增加值才2万元。可见这个统计有大问题。

中国迄今没有建立属于非营利部门的经济统计体系,社会组织的经济贡献份额被严重低估,希望引起关注,做一些深入的研讨。

《中国慈善家》:在政社合作中,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你认为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徐永光:需要清楚了解几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精神;关于群团组织要以群众为中心开展工作;关于五年内要基本消除贫困;还有关于要扩大供给侧改革,通过扩大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来满足民生需求,同时提升我们的经济增长。

落实中央提出的这些目标,需要政府部门、支持性平台和社会组织进行很好的合作。

《中国慈善家》:具体说来,应该怎么做?

徐永光: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善于发现那些原生态的、有根基的、有生命力的社会自组织的力量,加以培育。政府资源多,容易搞大跃进;一些大的基金会、有钱的基金会有时也会搞这个东西,想包打天下,实际上经常做一些劳而无功的事情。

在社会组织不发达的二三线城市,在县一级,你可能找不到社会组织,但是你能找到志愿者,能找到在社区、在农村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一些慈善模式、社会互助的模式。要发现这些东西,激发它的活力,让它长大。

今天,很多社会自治管理的东西被我们搞得消失了。汶川地震一周年,我去了四川的一个村子。当地政府为重建投入很大,也来了很多NGO的人,包括国际志愿者。我去的那天,下着大雨,村子里都是泥水,住在小山坡上的村民家门口没有路。当时政府已经把路修到了村口,我就问村民,为何不弄点碎砖头,把家门口的路填一填。村民回答说”等政府”,还有的说等NGO、等志愿者来。

我很痛心,人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其次,要避免为追求政绩大干快上,造成资源错配和浪费。

再有,需要注意过渡呵护。在浙江,许多社会组织的发展比较符合原生态、有根基、有生命力的原则。一位NGO负责人说:各地社会组织的规模比我们的大,房子也好,政府给的资源也多,但是总觉得一直是政府在那里浇水、施肥,而浙江不是这样,是自己生长,像野花一样,政府只要给空间,我们就能生长。这是真正的原生态民间公益,我们在政社合作当中要发现和支持这些东西。

还有,培育二三线城市的组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培育本土人才,创造一个人才回流机制。绿色江河杨欣在三江源做垃圾回收站,他就是去发现当地的藏民,培养本土人才来做事,现在政府打算投入,将复制8个回收站。还有一点就是建立人才回流、回乡机制。现在许多基金会、NGO支持推动的返乡创客是一个非常好的回流机制,大批知识青年回乡创业,带去的不光是绿色食品、电商,还有先进文化、理念,包括合作社、社会企业的管理模式。这是遏制农村凋敝、再造乡村的重要力量。

最后,发展社会组织,需要政府与社会组织建立合作平台,实现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本刊记者整理_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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