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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千山万水!揭秘长征的女红军

 时间:2017-07-25 21:37:57 来源: 中国公益在线 编辑:管理员 下载APP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陈琮英、蔡畅、夏明和刘英。

  战争,从来没有让女性走开。

  在那场举世闻名的长征中,各路红军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追剿”敌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取得了空前绝后的伟大胜利。而作为其中的特殊群体,2000多名女红军更是以女性特有的坚韧,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与生命极限进行顽强抗争。为了革命的胜利,她们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亲生骨肉,甚至是年轻的生命。浓浓的情与爱,谱写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

  ——编 者

  长征女红军知多少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8.6万余人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既然是战略转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带走。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一是共产党员,政治可靠;二是有独立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三是要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

  经过严格筛选和把关,最终确定参加长征的女同志共有32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贺子珍、刘英、刘群先、李坚真、李伯钊、钱希均、陈慧清、廖似光、谢飞、周越华、邓六金、金维映、危秀英、杨厚珍、吴富莲、钟月林、甘棠、肖月华、危拱之、李建华、王泉媛、李桂英、谢小梅、曾玉、刘彩香、丘一涵、吴仲廉、彭儒、黄长娇。出发时,彭儒、黄长娇因病留在苏区,最后只有30名女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

  长征开始时,这些女红军组成由刘群先任队长、金维映任政治委员的妇女队,在中央纵队工作团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带领下,与中央纵队卫生部一起行动。到达贵州黎平后,编为干部休养连。其中一部分人因伤病、怀孕或体弱为休养员;一部分为工作组组员,担任调查土豪、宣传群众、寻找民夫等任务;一部分则为政治战士,主要任务是随担架行军、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稳定民夫情绪,以及打土豪、筹粮筹款等。

  中央红军离开贵州后,谢小梅、甘棠、李桂英三人被留下参加地方工作。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吴富莲、王泉媛、吴仲廉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并参加了西路军,经历了失败、被俘等种种磨难。康克清、李伯钊等曾一度到红四、红二方面军工作,后辗转来到陕北。最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24人胜利到达陕北。

  11月16日,红25军3000余人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号,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成为人数最少的一支长征队伍。其中,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等7名女红军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战斗中,她们不顾个人安危,转移伤员,包扎护理,悉心照料。部队缺少药品,他们就到荒山野地里采集草药,为战士们疗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七仙女”。后来,曾继兰、曹宗凯牺牲在长征路上,另外5人坚持走到了陕北。

  11月19日,贺龙、萧克率红二方面军(红2、红6军团)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实施战略转移。

  出发前,红2、红6军团对部队中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及医院、兵工厂等不便于长途行军的人员与单位都作了妥善安置。随队长征的女红军只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陈罗英、马忆湘、蹇先任、蹇先佛等21人。

  这些女红军没有单独编队,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而是被分散在各个单位中。她们中有干部、机要员、宣传队员、护理员、炊事员等,有的是姐妹,有的是母女。

  蹇先任带着刚刚出生19天的贺龙之女贺捷生踏上了长征之路。许多年后,贺捷生回忆道:“每天行军时,母亲怕树枝划了我,就用布袋子兜着我。她把布袋挂在胸前,这样她可以时时照看着我。母亲行军时的摇晃,天上飞机的轰鸣,地上的枪炮声,出生不满1个月的我,就是在这种奇特的摇篮曲伴奏下活下来的。”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近10万人撤离川陕苏区,强渡嘉陵江,踏上了长达18个月、漫漫万里的征程。

  在这支队伍中,有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妇女作战部队——妇女独立师。最初,妇女独立师有2000多人,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一支部队,但损失也最大,最终到达陕北的只有300多人。

  1936年10月,刚刚走完长征的妇女独立师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下辖3个营9个连,共1300余人,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踏上了无比艰辛的西征路。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妇女团在祁连山全军覆没,只有数十人历经种种磨难后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的中国女红军纪念馆是中国唯一一座以女红军为题材的纪念馆。

  刻骨铭心的苦乐记忆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许多女红军牺牲在战斗中,倒在行军路上。有幸走完长征、最终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人,也或因长期劳累、营养不良,导致终生不育;或因行军不便,不得已将战火中诞生的至亲骨肉遗弃,一辈子生活在思念和愧疚当中。然而,经年以后,沉淀在这些女红军记忆深处的,除了艰难和困苦,更多的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长征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最原始的。据刘英回忆: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她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条毯子、几件必备的换洗衣裳和大约够吃10天的口粮,所有东西打成一个背包。腰带上挂着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遇上阴雨天经常被淋成“落汤鸡”,在严重缺水的地方则是满身灰尘。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匮乏,让这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红军性别意识越来越淡。长发是肯定不能留的,不仅是因为在作战时要防止被敌人认出是女的,还因为基本的清洗都成问题,不少人的头上都有虱子。对此,彭德怀曾开玩笑:“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每当宿营时,无论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有一项“必修课”——捉虱子。为了少受虱子之苦,一些女红军干脆剃成了光头,加之长时间的营养不良,使不少女性的第二性征不明显,队伍里经常闹出误会,还曾发生过女红军宽衣解带,让当地妇女“验明正身”的事情。

  而最令女红军头痛的莫过于遭遇生理期。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女红军们也只能捂着肚子一步步往前挪。宿营时,往往三五人挤在一起,才能勉强躺卧在冰冷潮湿的地上,有人居然练就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在长达数月、甚至1年多的行军中,不断有人因伤病掉队。当时有项规定,对实在走不动的伤病员,部队会给8块大洋,将其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休养。因而,在女红军中叫响着这样的口号:“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

  女战士姜秀英的脚趾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里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砍掉。

  曾任康克清警卫员的女战士罗坤,当时只有13岁。她带着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迟归,回来时部队已经北上。一路上,他们靠乞讨、挖野菜过活,战胜了疾病、饥饿,躲过了野兽、土匪,终于在3个多月后追上了队伍。

  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更是一位用“三寸金莲”征服万水千山的传奇人物。过雪山时,她唱起自编的歌谣来鼓励战友:“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多少人在她的感染下坚持了下来。

  过草地时,为了生存,树皮、草根、皮带、皮鞋,女红军们几乎什么都吃过。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曾回忆:“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为了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女红军们还编了一首打油诗:“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矗立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的雕塑《长征中的女红军》。

  我军唯一的女性作战部队

  在所有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中,最为奇特的就是红四方面军中那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战斗部队——妇女独立师。

  这支由清一色女性组成的部队于1935年2月底在四川旺苍县王庙街整编成立,全师编制2500多人,下辖两个团。

  师长张琴秋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女将领。她领导队伍单独行动或配合主力部队进行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能征善战、攻坚克难,不论我军还是敌军,谁也不敢小瞧这支娘子军。

  3月29日凌晨,红四方面军第1梯队渡过长江,向敌两翼和纵深发展。妇女独立师第1团编入第2梯队渡江。4月3日,攻占剑阁,第1团担负起守城阻援任务。剑阁县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所在地,由川军田颂尧一个旅驻防。县城虽被红军攻克,敌军也被打得溃不成军,但敌人不甘心失败,援军正在赶来。针对敌情,张琴秋命令部队稳扎稳打、以逸待劳,等敌军贴近后再进行打击。增援而来的敌军本来就斗志不高,还没站稳,就被占据了有利地形的红军打得无力还击。

  战事胶着时,女红军开始战场喊话,发动心理攻势。原以为守城的是红军主力的敌军一听,顿时来了劲,叫嚣着:“原来尽是些婆娘!冲上去!哪个逮到哪个领回去!”他们哪里晓得,这些“婆娘”可不简单,打起仗来沉着勇猛,不但他们一个都带不走,反而在激战两昼夜后全军覆没。第1团俘获包括该旅旅长在内的百余人,还缴获不少枪支弹药。

  第2团在渡江战役中虽然没有担负正面进攻,但她们的任务同样艰巨——将从陕南战役前线撤下来的1200名伤员从旺苍坝、庙儿湾两地徒步送到近百里外的苍溪县永宁铺兵站。

  前往永宁铺要翻山越岭、趟河过涧,路途十分艰难。执行运送任务的战士李秀英后来回忆说:“先头部队强登西岸,工兵迅速在江上架起了临时的竹扎便桥,这便桥就成为我们转送伤员的必经之路。由于大批战斗部队穿行及敌人炮火的轰击,桥面多处损坏,有不少窟窿,稍不留意,就有掉入急流被冲走的危险……”

  跑过晃动的浮桥还不算最艰难。为了保证伤员的安全并减轻其痛苦,女红军抬担架过河时需将伤员举过头顶,上土坡时前面的女战士要跪在地上,用手指抠住路面往上爬。很快,女战士的膝盖、臂肘、手指就磨破了,殷红的鲜血淌在土路上。有的女战士为保护伤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第2团官兵终于圆满完成了转移伤员的任务。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主要转战于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宗教盛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由于国民党政府实施反动的民族政策,造成各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与隔阂,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少数民族对汉族充满疑惧,尤其是对汉人的军队更是痛恨之极。虽然红军尽自己所能,尊重当地风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希望得到当地群众的信任,但是收效甚微。掉队或落单的红军常常会被冷枪杀死,女红军就更惨。一次,一位二分院的女战士掉了队。大家找到她时,她全身上下被割了上百刀,从头到脚已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除了一息尚存,完全就是一堆血肉模糊的人形。

  驻党坝期间,当地一座反动寺庙内有500多人的喇嘛武装,表面上与红军和平相处,暗地里却时不时向红军放冷枪。就连在庙外野地摘野菜的妇女独立师的战士,也被他们开枪射杀。

  忍无可忍的妇女独立师官兵们坚决请战,而张国焘的侍卫何福圣开玩笑说道:“让你们上去打,我们这帮男子汉大丈夫的脸,真没地方放了。”张琴秋鼓起眼睛吼道:“胆敢看不起我们女红军?我叫这帮大姑娘把你扔到河里去!”

  在得到上级批准后,师里立刻进行了周密筹划部署。一天晚上,女红军们借着夜色开始行动,将堑壕一直挖到喇嘛庙前。天亮后,她们在堑壕里隐蔽前进。随后,运动到喇嘛庙正面的女战士发起佯攻。敌人先是从围墙眼里还击,十几分钟后突然打开庙门冲了出来,可刚一露头就陷入红军的火力封锁。这时,隐蔽在寺庙后山上的红军女战士冲了出来。居高临下和前后夹击的战术,顿使敌人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女战士们趁势攻进庙门。敌人见状,想放火烧庙,企图趁乱突围。红军一边救火,一边抓俘虏。两个小时后,战斗胜利结束。

  此役,妇女独立师打出了气势和威风,战果颇丰,缴获了600多支枪、50000多公斤粮食,300多头牛、马、羊,还有大批砖茶、酥油和盐巴,让大家心服口服,直竖大拇指!

  经过长征,妇女独立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减员。1936年,该师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10月,未及休整的她们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踏上了艰辛的西征路。西路军失败后,我军再也没有组建过女性作战部队。张琴秋师长和她的部队以无可替代的唯一载入了我军战斗史册。

 

  【延伸阅读】盘点30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组图)

  原标题:盘点30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

  长征中的女战士于1949年在北京合影(第一排左起:刘英、陈琮英、戚元德、周月华、危秀英;第二排左起:邓六金、甘棠、吴仲廉、李坚贞、李贞、廖似光、蔡畅)长征中的女战士于1949年在北京合影(第一排左起:刘英、陈琮英、戚元德、周月华、危秀英;第二排左起:邓六金、甘棠、吴仲廉、李坚贞、李贞、廖似光、蔡畅)

  编者按: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一个刻度,一个瞬间。但对那些慷慨奔赴万里长征的女红军战士来讲,却是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她们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一部分女红军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长征;另一部分女红军却在战斗中、行军中倒下。女红军们巾帼不让须眉,她们像男人一样战斗,为部队筹来一担担粮食,救助一位位伤员,唱响一支支催人前进的战歌,谱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

  身体过硬、会做群众工作,才可能随部队转移

  1934年9月中旬,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真接到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的命令:草拟一份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名单。李维汉告诉她:“组织上决定要挑选一批身体好、会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随部队转移,到湘西去开展工作。你们妇女部先出个名单给我,总数不要超过30人。”当时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紧迫了,能够跟随大部队行动对每一位妇女来讲都是一种荣耀,有的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安全的保证。但并不是每一位女战士都能紧随大部队,有许多人不得不留下来,面对更残酷的局面。就算是名单上的女人们,也并不是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她们首先要通过体检关。

  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条件恶劣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王泉媛、邓六金、邓颖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刘英、刘彩香、刘群先、杨厚珍、李坚真、李伯钊、李建华、李桂英、吴仲廉、吴富莲、邱一涵、陈慧清、金维映、周越华、钟月林、贺子珍、钱希均、萧月华、康克清、曾玉、谢飞、谢小梅、蔡畅、廖似光等30名女红军和8万多中央红军一起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开始了长途跋涉。她们的行装很少,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红军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红军长征途中一道别致的风景。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有些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长征中,在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战线上,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妇女独立团(后改编为独立师),当时成立时有2500余人,独立师师长为张琴秋。她们剃着光头,穿着军装,打着绑带,肩负着运输、筹粮、警卫后方机关等艰巨任务。她们不仅是一支出色的后勤部队,还是一支善战的战斗队。二过草地后,这支队伍只剩1000余人。

  因为参加战斗,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人数一直在减少,妇女独立师也被缩编为妇女独立团。三大主力会师后,她们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最后仅剩300余人。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而红二方面军至少有18名女红军参加了长征,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就在其中。红25军参加长征的是7名女护士,当时被誉为“七仙女”。

 

  部分长征女杰合影(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王泉媛,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奉命西渡黄河,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

 

  王定国,1933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四川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邓颖超,1934年10月,带病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刘英,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任中央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巡视员、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秘书长。

  李贞,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55年,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邓六金,1934年初,入瑞金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红军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负责管理民夫、担架等。

  钟月林,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陈琮英,1934年为了追随丈夫任弼时参加战略转移,曾同四方面军指挥部“过草地”。

  林月琴,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1935年1月,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廖似光,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巡视员。

  杨厚珍,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因敌机轰炸负伤。

 

  李坚真,1934年初,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同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第二野战纵队司令部民运科任科长,1935年2月调任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

  危秀英,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

 

  刘群先,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总工会女工部任部长。

  刘彩香,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李伯钊,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1935年9月,被派到红四方面军办文艺训练班,随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工农剧社社长,同年7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到达陕北。

  吴仲廉,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干部休养连担任秘书,后随红五军团编入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随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

 

  汪荣华,1931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政治部宣传员,1935年秋,随红四方面军主力参加长征。

  吴富莲,1934年初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女部部长。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当时被编在总卫生部工作团,后并入干部休养连,担任“政治战士”。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调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随军南下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政治委员。1936年10月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艰苦征战。

 

  邱一涵,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随干部休养连行动,后因其丈夫袁国平患病,又随红三军团行动,任军团卫生部党支部书记。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政治教员,中共陇东特委妇女部部长。

  陈慧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金维映,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任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副部长。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周越华,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随四方面军行动,南下川康边,任四方面军卫生学校政治处主任。1936年10月到达陕北保安。

 

  康克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9月,随朱德南下转战川康边,后任红四方面军党校党支部书记。1936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

  蔡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在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民运部工作。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妇女部部长、组织部部长,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部长。

 

  谢飞,1934年春进入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工作,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长征中,随干部休养连行动。

  谢小梅,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图为谢小梅与丈夫罗明在一起,摄于当年工作过的地下交通站门前)

 

  彭儒,1934年参加长征,不久因病又返回苏区中央分局。(图为彭儒与爱人陈正人及子女在延安)

  (2015-03-11 1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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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龚楚

  编者按:《世纪风采》发表文章《“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反复人生》。文中记述龚楚曾是与毛泽东齐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但他却在红军长征后成为叛徒,企图抓捕项英、陈毅,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东、广西时,他又向林彪部队投降。随后,中共中央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国民党军守将薛岳,却不料龚楚滞留在香港,直到40多年后再次回到大陆定居。现对该文摘编如下:

  龚楚,字福昌,又名龚鹤村,1901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6月,龚楚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赴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同年冬,龚楚参与建立国民党乐昌县党部,被选为县党部执委和监察委员。翌年夏天,任乐昌县农民自卫军指挥官。

  1927年宁汉分裂后,龚楚于5月初率领乐昌农军500余人抵达韶关,与北江工农军汇合,共1100多人,组成“北江工农讨逆军”,龚任总指挥,前往武汉参加讨伐蒋介石。部队抵达湘南耒阳被改编为第十三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7月中旬,龚楚把部队拉到江西,于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补充团大部分被编入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三营,龚楚任该营指导员。不久,中共中央调龚楚往长沙领导秋收起义,因途中被敌军袭击,被迫转赴香港与地下党联络。

  1928年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举行宜章暴动,把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龚楚任党代表。4月28日,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成立红四军。龚楚任红四军前委常务委员兼十师二十九团党代表,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红四军前委三人小组”。当时,中共中央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把红四军称为“朱毛龚”。此后,龚楚参加了井冈山反击国民党军队“进剿”和“会剿”作战。11月,龚楚奉命赴长沙恢复重建市委,途中因遭到国民党军袭击,被中共广东省委调至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参与举办《正义报》、《香港日报》,办兵运训练班。

  1929年5月,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的政府里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主要参与策动俞作柏、李明瑞进行百色起义。

  百色起义后,成立了红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1930年11月7日,红七军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举行整编大会,整编后的红七军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龚楚继续担任参谋长,同时兼战斗力最强的十九师师长,政委为邓小平。

  由于龚楚熟知井冈山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在红七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31年1月,红七军进入湘南,经宜章县开进广东乳源县梅花墟,试图建立根据地,以便与江西中央苏区联成一片。从连州方面追击红七军的国民党粤军陈济堂部尾后追来,和湖南宜章赶来的湘军十九师由老坪石方向经西仙桥直奔梅花墟,以两倍的兵力,联合围击红七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七军损失惨重。龚楚臀部也负了伤。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更严重的伤亡,红七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4月,龚楚转到上海治疗。8月,离沪抵达香港,转道中央苏区。

  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被派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十二军参谋长。到职仅7天,因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七军军长。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水口战役等。

  1932年底,龚楚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销军长的职务,先后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独立第二十二师师长兼政委、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接连不断的清算,甚至杀到了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父母叔伯都被捕、清算,家中房屋财产全被没收。龚楚对这种滥杀政策表示异议,在5月下旬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并受到严厉批评教育,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的龚楚,为此对革命产生了怀疑,这也是他日后叛变的最主要动因之一。

  1934年4月中旬,因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楚被调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9月5日,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龚楚任司令员,一个月后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并严格督促该军区第六十五团采取积极行动,向龙布、长河一带开展游击战,消灭这一带的土匪和粤军。9月21日,龚楚向朱德、周恩来、项英报告了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部署。随后,将各县区军事部改组为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活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任主任。22日,中革军委宣布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红二十四师,红十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1935年初,国民党军队加紧对留在中央苏区红军的“清剿”,企图将中共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一举消灭,形势日益严重。2月,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来急电,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分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红军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分9路突围,其中龚楚率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约9个连,经赣粤边之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军长征在湘江战役中失散的红三十四师人员,并在该地区开辟游击区。尔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领1200人的队伍,避开敌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三十四师失散队伍。

  1935年,龚楚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在反“围剿”过程中,不仅损失惨重,和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国民党当局在军事“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

  龚楚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感到前途渺茫,对革命失去信心,加之国民党的引诱,打算叛变投敌。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酣睡之际,半夜三更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一军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由于龚楚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还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是当年若干叛徒中职位最高者,于是人们送他一个称号———“红军第一叛将”。

  龚楚叛变后,即与国民党军狼狈为奸,丧心病狂地对红军、游击队、中共地方干部、打入敌军内部的中共地下人士进行了清剿,使之遭受重大损失或严重威胁。

  10月13日,龚楚带领国民党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然后冒充湘南红军来找地方组织。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听说老首长龚楚来了,赶紧派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与之联系。何长林在龚楚的诱使下当即叛变。为抓捕项英、陈毅,龚楚以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为名,写了一封信给项英、陈毅,并由何长林在上面签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项英见信大喜过望,马上想和龚楚见面。而陈毅对此感到非常怀疑,因为龚楚自恃资格老,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便目中无人。现在怎么突然谦虚起来,要他们去“加强领导”?遂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龚楚基于项英、陈毅没有回复,担心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遂在龙狮石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诱入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员投降。游击队员奋起反抗,除贺敏学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八九人带伤冲出会场外,其余50余人壮烈牺牲。这也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10月20日,龚楚又带领粤军“抄剿”项英、陈毅的驻地。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红军侦察员吴少华等,遂要吴少华带路去见项英、陈毅。好在吴少华识破了龚楚阴谋,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才得以迅速转移,躲过一劫。

  10月底,龚楚引导国民党3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当场殉国,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中共湘粤赣特委委员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抗日战争爆发后,龚楚在五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日军侵犯广东时,任第七战区第一纵队抗日游击司令,在从化木壳岭与日军激战,保卫了韶州。1942年后历任第四战区第四十六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龚楚曾任国民党徐州市市长,不久去职返回广东。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北江,龚楚带领保安团逃到乐昌县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龚楚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已于11月率残部下山向他曾经的手下林彪所部投降。12月,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任广东省长叶剑英经请示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国民党军海南守将、龚楚的同乡薛岳。龚楚满口答应,但到香港后,担心“回去后决没有好果子吃”而滞留在香港,没有去劝降薛岳。

  龚楚在香港期间,曾应邀赴台湾谒见蒋介石。蒋介石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但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而未为所动,决定从此脱离政治漩涡,并改名龚松庵,返香港兴办实业。龚楚在香港一呆就是40余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年近90的龚楚闻讯后萌发了回乡的念头。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把此事向上报告,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今后如何与之来往等。统战部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依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

  1990年9月13日晚,龚楚与夫人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在乐昌县委统战部、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举办的接风宴上,龚楚递上3封早已准备好的分别寄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委托代为寄发。3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旧时的同事问候和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同时,以龚楚的名义发电报给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

  邓小平在北京给龚楚打电话时,几近双目失明的龚楚握着听筒,听着邓小平的问候,老泪纵横。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

  (2015-04-09 09:53:36)

 

王耀武(资料图)

  1935年初,由红十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在皖浙赣交界处的怀玉山失败,红十军团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21师师长胡天桃负伤被俘,蒋军悍将王耀武负责审讯。

  王耀武第一次见到胡天桃,就惊呆了。多年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3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别人指认出来,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红军师长胡天桃。

  他压下震惊,与胡天桃展开如下对话:

  王耀武:“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天桃:“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耀武:“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天桃:“国民党掌握的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耀武:“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天桃:“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耀武:“你知道方志敏现在什么地点?”

  胡天桃:“不知道。”

  王耀武:“方志敏对未突入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胡天桃:“不知道。”

  王耀武:“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天桃:“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

  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让王耀武想了几十年。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王耀武作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20多年前与胡天桃的那次谈话。

  王耀武当年一身将校戎装,在寒冬中与衣衫褴褛、脚穿两只各异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瓷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兴亡、民族命运、个人生死。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

  (金一南 选自《心胜》)

  感 悟

  “东方之谜”的奥秘

  ■佚 名

  理想、信念,是这支军队不同于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有军队的奥秘所在,也是所谓“东方之谜”的全部奥秘所在。

  从胡天桃到无数个像胡天桃一样倒下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军战士,用他们前赴后继的牺牲,向世人证明,这支军队从一开始,就是被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聚合到一起的。也许,当他们在漫漫征途、在敌人的枪口前倒下时,并不懂得这种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但他们从信仰它的那一刻起,就发誓奉守它到自己生命的终点。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八年腥风血雨抗战,再到抗美援朝横扫三千里沃野……这支军队的一场场战斗和战役的胜利,是信念的胜利、价值观的胜利,而这一切,最终也就构成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2015-03-17 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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